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理论贡献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毛邓理论研究 Author 刘学梅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战乱的创伤下、在中国经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探索。虽然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和失误，以致某些年的GDP增长率为负值，但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仍然实现了年均GDP 7.98%的高速增长，即便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后22年的年均GDP 6.0%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仍然是很高的。毫无疑问，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工业化积累、没有农业发展道路探索、没有剔除苏联模式中一些僵化的成分，无法想象仅靠改革开放释放的活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正如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上所提到，并且在2019年《求是》杂志第7期发表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再次强调的，“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全面梳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贡献，不仅可以有力批驳贬低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所取得重大成就的错误思想，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主席对中国工业化的理论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以“延安经验”为核心的工业化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级社会形态，不存在工业化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工业化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得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工业化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其结果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最终将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可能出现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国家之中，这些国家要体现出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工业化则是必然之路。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任务被斯大林所继承。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成为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一点继承了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思想；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的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第三，提出了农业应该为工业化发展积累资金，也就是工业化必须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
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当时毛泽东已经清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扫清工业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讲话中看出。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工业化任务，他讲道：“没有工业，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毛泽东在对中国生产力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以后，选择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快速发展工业化的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苏联已经成功进行了工业化试验，不仅减少了试错成本，而且还可以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在“一五”计划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一五”计划时期，中国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 %，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中国工业化大厦在“一五”计划时期崛然而起，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如果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很难想象中国能建立起全世界工业门类、品种最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毛泽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为中国缔造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神话创造了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二）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
尽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过度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一时期一方面出现了忽视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生产无法跟上工业生产步伐的现象，另一方面出现了全局性的冒进现象，致使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同时也出现了城镇化赶不上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城镇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上述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1956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这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对于如何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是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已初步建立了工业化基础上的战略调整，包含着毛泽东立足中国经济实际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索。
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看法，丰富和发展了他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他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进而辩证地分析道：“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泽东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正反总结，注意到苏联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基础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虽然在快速工业化上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内生缺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要统筹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认为，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的大量资金，相当大一部分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平价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和轻工业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向农民销售工业品，然后通过剪刀差的作用，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大规模农业的发展。
二、毛主席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农业合作化思想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具光环的篇章。重新梳理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对农业合作化道路做过深入研究。在他们看来，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分散性、缺乏组织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须把小农的私人占有与生产变为合作社集体占有与生产。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中存在的小农经营时指出：“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贫瘠。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合作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必须通过合作化来挽救和改造小农。这一点也可以从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1886 年致奥·倍倍尔的信中看出，他指出：“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并在1923年《论合作社》中对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如何通过发展合作社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这对于俄国在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深远影响。
（二）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解决农业问题，使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农业问题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要想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农业落后的问题。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在对苏联集体农庄发展道路的批判思考中，指导我国形成了一条至今仍散发出光彩的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道路。
毛泽东最早在1951年12月在《关于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中对农业合作化做出明确指示，这也是对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有关报告的批示，他指出：“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由此，拉开了各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的序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在1951年12月只有300多个，1953年12月增加到1.4万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955年7月发表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这个报告对强迫或排斥农民入社进行了批判，毛泽东指出：“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背离了这一思想，使得农民从“自愿加入不合算就退出”变成了“强制性加入”，农民的积极性受挫，长期博弈的结果必然使得“搭便车”盛行，影响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推进。这个报告包含着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组织的经济效益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只有农民加入合作社以后的收益超过农民单干收益时，加入合作社才合算。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至于如何才能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以显示农业合作社的优势，毛泽东列出了四条迄今仍有指导价值的意见：“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也体现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纲要》始于毛泽东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和天津与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同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商量后，扩充为“四十条”，《人民日报》社论对其评价是，“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纲要》把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扩展为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提出了具体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推广方法，明确要求合作社要因地制宜、贯彻多种经营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了努力实现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考上。针对土地的小块分割不利于水利综合开发和农业机械的使用，毛泽东在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中明确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提出这一思想：“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社等等，也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在梁家河任大队书记期间，习近平带领农民探索共同富裕之路，对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了诸多思考，二产和三产都得到了发展。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半城郊型发展战略”，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对于农民新型合作化道路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在其学术著作《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对农民新型合作化道路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鲜明地指出了中国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发展路子；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新型农业合作化形式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为新时代解决分散的农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习近平关于中国农村“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子”的重要思想，更是对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毛主席对中国经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贡献
虽然中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能否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毛泽东在两方面对中国经济跨越“卡夫丁峡谷”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内探索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另一方面，打破苏联“垂直管理”的僵化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和跨越“卡夫丁峡谷”创造了条件。
（一）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与经济领域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
1920年，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核算》，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核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经济核算”的理论层面向社会主义发起了挑战。米塞斯认为，一旦废除私有制和市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它缺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一最基本的计算尺度。一批经济学家相继加入讨论。支持米塞斯的主要有哈耶克、罗宾斯等。而反对米塞斯观点的学者却有两类。一类被称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主要人物有H.D.狄金森、弗雷德·曼维尔·泰勒、兰格等。他们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思路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认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从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另一类反对者是以多布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决反对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类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正是通过理性的社会计划创造出一种秩序，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才显示出其优越性的。哈耶克通过发展米塞斯的观点，反击了上述批评米塞斯的两类观点。他认为，这两类观点都是以“社会计划者”拥有完美的知识假设为基础的，而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知识的分散化，也没有考虑到许多个人的有关“特定时空的知识”具有默会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问题也不是像兰格等人所想的那样如何确定和计算出“正确的均衡价格”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能有效地利用个人分散化、“默会的”知识的激励制度问题；更何况，市场价格的本质在于发现、传递和储存信息，而中央计划机关根本就没有这种功能。到20世纪40年代末，争论似乎已经结束。学界普遍认为，兰格模式代表了胜利一方，其实不然。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正当西方经济学界的公开争论趋于平静的时候，伴随着苏联和东欧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在这些国家中，争论以“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形式再次出现。有趣的是：这次争论的主角却是在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计划经济的“兰格们”和主张“正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多布们”之间爆发的。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原来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家开始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历史，直接反思“米塞斯们”与“兰格们”的争论，并且几乎一致地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给予肯定。其中以科尔奈的评价最为典型，他在1990年出版的《通往自由经济的道路》一书中认为，匈牙利等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试图将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一个幻想。挽救东欧经济的唯一道路就是私有化加上自由市场经济。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家也对这场争论进行了重新评价，得出了与科尔奈基本相同的结论。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当前中国仍处于并且将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和货币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不能取消，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仍要在市场中通过商品和货币形式进行经济核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仍离不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核算”问题必然涉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
2001年，习近平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密切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能否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习近平指出：“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似乎证明了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不能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年均GDP9.5%的增长率似乎又证明了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在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
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能否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命题与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的命题事实上是同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够解决“经济核算”难题，就意味着它能够通过合理的经济核算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充分地发展生产力，从而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真正实现共产主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内寻求解决经济发展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路径，另一方面打破苏联“垂直管理”的僵化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以及为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
20世纪早期，苏联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二战前，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拥有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1937年，它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工农业比重中，工业占到77.4%。二战后，苏联迅速恢复了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使之进一步发展。到1960年，苏联的空间技术、高能物理水平位于世界前列；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一些传统重工业如冶炼业、石油及天然气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上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60%；军事上拥有强大的核能力。这种模式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社会。人民的识字率从1897年的28.4%提高到1926年的56.6%，1939年的87.4%和1959年的98.5%。在医疗卫生方面，1913至1961年间，外科医生人数从23200人增加到425700人；人均预期寿命从32岁上升到69岁；婴儿死亡率从27.3%下降到3.2%。同样，在社会服务方面，国家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养老金、疾病和残疾津贴、产假、带薪休假和儿童补助等。丘吉尔曾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强国。”斯大林模式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过积极作用。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对斯大林模式优越性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然而，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垂直管理模式”，否定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严重挫伤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以及集体农庄式的农业集体化战略极大破坏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苏联生产力水平远没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程度情况下，在苏联实行高度计划管理，根本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核算。后来，为了消除僵化模式的弊端，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私有化改革，最终导致其走向解体，亡党亡国。其根本原因是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内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到目前为止如何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出了答案。而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为此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
解决“经济核算”难题的关键是信息能否快速有效传递，以及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展生产力，即激励问题（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要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可能的，即便经济上能够取得短暂辉煌。斯大林模式采取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模式，信息渠道受制于官僚机构而不畅通，且缺乏竞争，很难形成对集体与个人的有效激励。1949—1956年中国之所以能以年均14.2%的增长率快速发展，除了1950—1953年属于经济恢复增长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群众对经济发展充满期望和热情，毛泽东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和精神激励，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基本解决。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通过地方分权，确实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例如，1958年毛泽东把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从中央部委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集体的激励问题得到解决。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度出现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兴办企业的高潮，而社队企业崛起以及社队企业之间的潜在竞争，为解决“经济核算”难题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总的来说，毛泽东在计划经济内为解决“经济核算”难题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实现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
（三）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说以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的斯大林模式，由于信息和激励问题的存在，合理的“经济核算”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苏联、东欧试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结果则是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私有化走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它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否实现合理的“经济核算”就更无从谈起。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制度安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体系覆盖全国，在垂直体系内无法通过改变产业分布来追逐更高的资本收益，而在不同垂直体系之间，由于行业不同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如果在体系内引入市场机制或者说为企业注入活力，中央专业部委无法通过对资本收益计算和资产调整回避对下属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仅如此，在这种体制下即使企业效益差，部委也有动机维持企业以维护整体规模，进而维护自身在经济体系中的权势地位。这些无助于解决企业激励问题，如同南斯拉夫那样，结果必然会在短期内活力释放后产生甚至比计划经济更混乱的状况，在这种模式下进行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都可能是无效的选择。
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经济奇迹，是因为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建立了与斯大林模式不同的以地区分权化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虽然在“一五”期间，中国学习苏联经验，试图建立和扩大中央垂直管理的国有经济体系，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打破了原来的探索，毛泽东把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从中央部委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大跃进”的具体做法是分地区层层落实，例如钢铁等生产指标，并将原来垂直管理的中央企业下放地方，这就使得原本“一五”期间开始建立的苏联模式受到冲击。在经济管理中，属地管理的地位得到了重大提升。虽然1961年地方的管理权一度收归中央，但1964年又把管理权下放给了地方。毛泽东最终打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采取的斯大林模式，建立了一个以地区为基础的“条块”体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不相容到逐渐相容的历史。基于苏联模式的“条”，在向地方放权后大量原属中央部委管理企业划拨地方，“条”消融于“块”。在“块”的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利用并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改革方式上，为降低改革阻力和改革成本，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和增量改革方式。在“块”的部分，与斯大林模式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具有跨行业资本调整能力，让国有资本转到经济和社会高收益领域，使之可以从低效益企业转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斯大林模式部委管理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并恢复了合理的激励。通过20世纪末地方政府自发的国企战略重组逐步形成的新型国有制实现形式，更进一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核算”难题。在竞争性行业，由于多种经济形式成分存在，重组后国企可以利用外在的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营，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具有赶超战略急需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国企起到市场经济的引领者和稳定器的作用，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意义上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安排，中国可以在战略行业引入混合所有制或建立相互竞争的同类型国企来解决国企“经济核算”难题。举例而言，在通信行业，中国已经建立了具有“全媒体”资质的移动、电信、广电、联通四家大型国有企业，解决了“价格贵、服务差”的问题。
毛泽东在计划经济内试图解决“经济核算”难题，为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积极探索，并且打破僵化的苏联“垂直管理模式”，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分权机制，为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强调，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和伟大贡献，就没有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作者：刘学梅，吉林财经大学副教授；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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